清王朝以武力得天下，因此历代皇帝尤其是前几代始终非常重视习武，满族历来将骑马射箭视作历练子孙才干意志的第一要务，而狩猎无疑是习武的最佳方式。

　　作为平时习武的训练基地，围场内的天然生态环境可以让皇室后人得到实地锻炼，因为这里有大量活生生的动物可以让他们射猎，而且幅员广阔，尽可施展他们擅猎的技能。

　　其实自努尔哈赤圈定围场之时，就包含了“帝王狩猎，择地讲武”之意，其目的是使后世不忘八旗骑射武备，随时准备驰骋疆场、建功立业。

　　皇太极更是以骑射在立国征战中所起的作用来教育满洲后辈，告诫他们切不可“忘旧制、废骑射”。在《清太宗文皇帝实录》中他曾回忆道:“我国士卒初有几何，因娴于骑射，所以野战则克，攻城则取……”在天聪六年 (1632年)十月那次行围时，皇太极更是“命诸贝勒、大臣之子及牛录额真之子一同出猎，以习骑射。”

　　顺治皇帝为防止八旗将士骄逸自安、耽于游乐，不仅命其平时在南苑(又称南海子，北京古永定河一带)演练习武，行围狩猎，并且经常以身作则，“时行幸南苑，间或幸塞外行围，以习武备”。

　　康熙皇帝更是秉承祖训，身体力行，亲率众贝勒臣子行围于各个围场。根据《圣祖实录》的记载，康熙帝一生到各围场行围的次数竟达156次之多。行围同时不忘嘱咐后辈“我朝行围不在于猎兽”，而在于“讲武，使其习熟弓马，谙练队伍”。

　　乾隆同样精于围猎，一生行围的次数与康熙不相上下。据《清高宗实录》载:“……至南苑射猎48次，前往木兰围场40余次，其他地方61次。”行围之时，又不断从祖训中悟出深意:“皇祖时屡次出师所向无敌，皆因平日训肄娴熟……若平时将狩猎之事废而不讲，则满洲兵弁习于宴安，骑射渐至疏矣。”

　　围猎因季节不同各有分别，古称春搜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，但盛京围场的行围只分春围、秋围、冬围三种，春秋围主要是演围，演练的成分居多，冬围才是真正的打围，更注重的是实战。

　　无论哪种，每次都要如行军打仗一般不得有半点敷衍。按清制，皇帝行围时要对驻地的规模、住所的形制、随驾官员、随侍兵士、参加围猎八旗官兵的位置、序列做出严格的规定。要求官兵掌握布阵之法、合围之规及行围之令，参围者不管面临怎样的地形和环境，均不得离开队伍或随意串动，必须保持队列的严整和行进的有序。

　　对于违犯规制者也有相应的惩处。据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》所记:“顺治初年定，围场随猎官后人等，如有行走不齐，前后杂乱，以致呼应不灵者，该管官罚俸一月。”另外还对“驮兽觅箭迁延落后者”“越众骑射扰乱围场者”“隔山冈射箭者”等分别给予鞭笞、罚没、罚银、罚俸等不同处罚。而对于行围中骁勇善战者则论功行赏。因行围时均为实战，难免有被射死或射伤者，规定一律“照阵亡例”给予抚恤。

　　行围完毕后，皇帝还要举行“燕贲”，就是对随从行围的王公、将军等赐宴招待、论功行赏，以尽兴致。